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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二、土司制度下哈尼族文化外整合階段
　　
　　土司制度是歷代封建中央王朝為其統(tǒng)治中華一體格局而在西南地區(qū)實行的社會制度。其起源于漢代，明清時期趨于完備。土司制一方面是一種極端集權的“土皇帝”獨裁政體，其統(tǒng)治機構，猶如金字塔一般，尊卑分明，等級森嚴的封建統(tǒng)治政治。另一方面土司制度的最終目的，并非在于維護少數(shù)民族中原有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結構永遠不變，而是在少數(shù)民族地區(qū)穩(wěn)定下來后，積極創(chuàng)造條件改變它們，使其逐步在經(jīng)濟、政治上與中原王朝的漢族封建統(tǒng)治制度趨于一致。因此，土司制度下的哈尼族文化整合表現(xiàn)如下：
　?。ㄒ唬┚裎幕矫娴恼?br /> 　　自明代封建王朝在哈尼族地區(qū)政治上授予土司職銜外，經(jīng)濟上也作了銳意開發(fā)。由此哈尼族土司與中原王朝的關系明顯親近。首先表現(xiàn)為啟用漢姓氏。明代以前，哈尼族社會有名而無姓，其命名父子連名制，即父親名字的末音作兒子名字的首音，孫子的名字首音兒子名字的末音，如此一般以二音字連接下去。但明洪武年間哀牢山思陀、落恐、瓦渣、溪處土司分別授副長官職銜的同時，接受明皇朝所賜的李、陳、錢、趙等漢姓，由此軍民百姓也紛紛效之。從此，漢族姓氏在哈尼族社會得到普及。
　　其次，聯(lián)姻方式的整合。明皇朝以初征云南的三將軍之一沐英為鎮(zhèn)守云南總兵官，子孫世襲此職和黔國公爵。沐氏世代鎮(zhèn)守云南，實行軍屯、民屯，開墾荒地，興修水利，擴大農耕面積。明洪武十六年（１３８３年），江南應天府上元縣龍咀，跟隨沐氏將軍征討云南，地方平定后，命龍咀領兵至紅河一帶，防堵交趾（越南）兵來犯，開辟紅河南岸納更荒山，屯駐墾殖。雍正《云南通志》卷二四《土司傳中·納更土巡檢》下主：“明洪武中，龍咀以開荒有功，給冠帶，管理地方。尋授土巡檢，傳子龍政……”明《土司官底簿》“納更巡檢司”條說：“龍政，車人寨冠帶火頭，系和泥人……”。龍咀亡故，子龍政襲職，并在哈尼族白家上門為婿，奉祀白氏祖先，龍政哈尼族名才車，其后裔均有哈尼族父子連名，即龍咀—龍政（才車）—龍雄（車馬）—龍亨（馬阿）—龍統(tǒng)（阿拖）—龍升（拖補）—龍?zhí)欤ㄑa才）……。此為江南漢族龍氏文化與哈尼族文化整合的典型例子，也是哈尼族東來說的證據(jù)。以聯(lián)姻方式漢文化與哈尼文化整合的例子在土司層及民間還多。又如綠春縣孫宗孔，其祖籍石屏縣，其父孫逢寅娶妻５室，均為哈尼族。孫宗孔是孫逢寅二房所生的長子。并于清光緒二十八年（１９０２年）孫逢寅繼承了白阿貴的家產(chǎn)和領主地位，搶占了白嘎沙家的領地，成了窩托梁子（今綠春縣大興鎮(zhèn)一帶）的世襲領主，成為封建王朝未正式授封的土司。據(jù)筆者調查，紅河縣樂育鄉(xiāng)壩美村共２５６戶，其中李姓有１３０戶，占總戶數(shù)的５０.７％。據(jù)該村李姓后裔口傳：其祖籍在石屏縣陶村鄉(xiāng)，為漢族。２００多年前李姓與何姓發(fā)生械斗，李氏人少勢弱，被迫逃到紅河南岸避難，兄弟３人定居壩美村。其始祖為李松，傳至今已有１０代。所繁衍的子孫早已融合為哈尼族，漢文化系統(tǒng)已消失。但為了認漢族祖宗，壩美村李姓凡老者去世入殮，均用一張白紙裹一細竹挾于死者腋下，意為祖宗當年逃亡紅河南岸途中已把家譜遺失，以此為家譜，到祖宗處去尋根歸宗。從屋內供桌的設置和喪禮活動中也可窺見一些漢文化的影子。因此，明清時期在哈尼族地區(qū)的軍屯、民屯及逃難的部分漢族以連姻方式融入哈尼族中，成為哈尼文化整合的重要形式。